方舟子被袭击的故事，铺天盖地都是，据方舟子描述，他在住处附近接受完一家媒体采访，回家途中遭遇两人要取他性命，一人用疑似乙醚的液体喷他，另一人用铁锤袭击，不过幸得他逃脱，只被铁锤砸破了皮。
虽然究竟是谁为什么要突然袭击方舟子还不确定，但是基于方舟子多年以来揭露的造假事件而开罪各方，猜测这是一起报复事件是最合理的。
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不能容忍暴力成为解决冲突的手段。因此，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名士纷纷表达了对于暴力泛滥的痛斥，包括被方舟子以“造谣”“欺诈”等项目列入“中国不良记者名单”的媒体人士和“文科傻妞”柴静都不约而同地谴责暴力。
但是文明社会里有两种文明，政府文明和个人文明。这次针对方舟子的暴力，不是来自于公权力的暴力，而是来自于私人的暴力。不像通过完善制度对公权力暴力进行制约的过程那么明确，对于私人暴力的制约，只有依赖社会文明的提升，社会治安的改善和警察效率的提高。而对私人暴力的救济相对其他救济也更加困难，不难想象，且不论最终嫌疑人的法律责任会低于不少人的想象，光是要抓获凶手就困难重重。
如果受到来自公权力的暴力侵害，政府无处可藏，担责责无旁贷。而私人暴力的个体，在被揪出来之前，隐藏在大众之中，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正是面对个体暴力的无力感，许多名士谴责暴力之余，强烈呼吁公权力部门应当重视这个事件。但是再多人的呼吁，也不能改变这是一起治安事件或者刑事案件的事实，也不能改变警方破案的规律。
但在谴责暴力的共识之外，却是对方舟子神话的升起，中国需要方舟子的标语遍地可见。
如果中国需要方舟子，他满足的是公众哪部分的想象呢?时评家莫之许对方舟子做过总结，方舟子做的大多数事情，无非是核对事实，再用用GOOGLE，任何一个合格的记者都能干，不需要什么生化学博士的学问。
可以说，方舟子称得上中国的第一代公民记者。方舟子早期的发布平台除了传统媒体外，更依赖他自己的新语丝网，方舟子自采自编自己发布，办起了一个人的媒体。这家媒体名声在外，成了打假访民心中的信访办，方舟子可以接收到大量的检举造假的信件。
但方舟子应当不愿意认可自媒体的身份，他坚持鲜明的个人特色，放弃生化学博士的科研活动，始终以GOOGLE为中心进行信息生产和传播，坚持打假，也同样热衷反中医、支持水坝建设和支持转基因农产品。当他在揭露造假上声名鹊起时，不专业的弊端也不时暴露，质疑社科院于建嵘造假案就是不了了之的公案之一。
因为不当自己是媒体，方舟子从来不扛公允的大旗。因此，方舟子在自家媒体上只发布自己喜好的信息，对一切批评嗤之以鼻，立马反唇相讥，不同意见文章要上新语丝，必须得如按摩乳房一样按一按(和菜头语)，头上先加上方舟子的按语。少有人把新语丝当媒体看待，因为一个能保证基本平衡报道的公共媒体能让人舒服，而不是个体的喇叭。这个个体的喇叭不愿意接受任何建议是他自己的兴趣，但是这不是方舟子不圆滑的注脚。
在个人网站之后，当博客尤其是微博的兴起，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的第二代公民记者风起云涌，这种鲜明的个人特色带来的争议就少了很多。第二代公民记者之间的互相竞争，让他们不断改进职业的技术，不断减少争议，也不因为意见不一，而大张旗鼓地设立一个“不良记者名单”和公开的侮辱对手。
大喊需要方舟子，就是大喊需要更多的真相。当目光不停留在几个名人身上时，这些遍地开花的公民记者已经越做越好，他们的处境也同样充满着危险，需要关注。
收回话题，方舟子用自己的挨打暴露了媒体舆论监督环境的恶劣;当方舟子承担了传统媒体揭黑批假责任的时候，传统媒体需要自责;而当新新的自媒体已经冉冉升起时，对方舟子的过誉实在是内心犬儒的投射。(作者姚遥，青年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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