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小组”美国“国安会”如何运作
“中国‘国安委’成立以后，首要任务不应是马上制订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而是如何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在国家领导人和各部委之间摆正自己的位置，并最终能顺畅地开展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沈大伟 | 上海报道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引人瞩目的改革举措之一，是成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其角色定位、职能范围、组织架构等细节问题均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国际视野内，一个值得对照和借鉴的类似机构，是成立于194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文一般简称“国安会”,英文简称NS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家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国安会”是一个“精英型决策分析和对策建议小组”，主要特点是决策效率高、保密性强。
比如在美国击毙“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丹的案例中，美国“国安会”就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不仅是个军事行动，更涉及美国与巴基斯坦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外交关系，需要从军事、外交、公共舆论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估。最终，在“国安会”的协调研究之下，奥巴马总统决定对其实施斩首行动，并在“国安会”的“白宫局势研究室”观看了行动的全过程。
“60多年来，美国‘国安会’一直在不断完善其整合资源、协调决策的机制，但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体制设计，仍然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作出新的调整。”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说。
他认为，要使即将成立的中国“国安委”真正成为“整合资源和智慧的体制设计”，需要进一步理顺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并逐步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决策程序，使中国政府能在面对突发危机时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举足轻重
“全世界的自由人民期待我们支持他们维护自由，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领导作用迟疑不决，不但可能危及世界和平，而且一定会危及我国自己的繁荣昌盛。”这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向美国国会发表的著名《国情咨文》的结语。
二战后国际利益的拓展及“冷战”的启幕，对美国原有的国家安全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加之当时涉及国家安全的多个部门常有分歧和矛盾，为杜绝“政出多门”，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此成立。
根据该法案，新成立的“国安会”主要有两项职能。一是就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等问题向总统提供决策建议，直属总统办公室，是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最高决策咨询机构；二是协调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情报局等政府重要部门的工作。
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又设立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需国会批准，用以主持“国安会”的日常工作。此后，这一职位在“国安会”，尤其是对外政策决策中的作用被强化，比如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尼克松时代的基辛格、卡特时代的布热津斯基和小布什时代的赖斯。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沈逸告诉本刊记者，在美国安全问题的最高决策体系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扮演着“特殊角色”---“尽管这个人只是总统的私人顾问，没有法律上的地位，却恰恰为他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其实际权限要视其个性特点和总统对其信任程度而定，在外交事务中他（她）和国务卿往往是一个‘跷跷板’的关系。”
比如基辛格当年秘密访华时的身份就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国务卿罗杰斯。
“国安会”主席由总统担任，其他法定成员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情报局局长、财政部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应邀参加“国安会”会议的政要还包括：总统办公厅主任、总统经济政策顾问、总统法律顾问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根据会议议题，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等政府高官也会临时性地参加会议并汇报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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