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也是一个重要角色。最新一轮的加沙停火，就是由埃及斡旋的。
“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埃及是除了美国以外的另一大支柱，也是中东和平的重要保证人。美国每年给埃及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拉埃及，让埃及扮演好中间调解人的角色。如果埃及站到了对立面，那地区和平进程就彻底崩溃了。”唐志超研究员说。至于埃及保持参与巴以和谈的原因，唐志超说：“埃及自认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巴勒斯坦人受罪，埃及人面子上过不去。另外，加沙地带紧邻埃及，如果局面真的失控，将会有大量难民涌入埃及。”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是另一个“观棋者”，但近年来，阿盟在巴以问题上日趋“不语”。几十年来，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泛阿拉伯团结的试金石，但在“阿拉伯之春”暴发过后，一些阿拉伯国家自顾不暇，阿盟在巴以冲突中的影响力渐弱。
除了“旁观者”，在“对弈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唐志超研究员说：“右翼政党崛起、社会日益右倾，是以色列国内目前面临的形势。以色列自沙龙之后再无强人，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政府中的声音也颇显软弱，在巴以和谈的关键问题上无法做主，不得不受制于内阁内更为保守的右翼政党。”
巴勒斯坦方面，法塔赫与哈马斯自2007年后分据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虽然2014年4月两派达成和解并于6月成立了联合政府，但是目前看来，阿巴斯领导的“联合政府”有名无实。而与以色列直接武力对抗的哈马斯，也无法完全控制加沙地带，加沙地带目前仍有至少20余个有影响力的武装派别不服从哈马斯，更不可能受其约束。
所有这些力量转化与各方博弈，造成了今日的局面：美国不再掌握“纸牌的百分之九十九”。而且，没有人能掌控“纸牌的百分之九十九”。
很遗憾，我感受到的是“恨”
如果一定要说解决巴以冲突的“纸牌”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答案一定是巴以双方的人民。但令人忧心的是，随着战火一轮轮的燃烧，仇恨的种子已经在双方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心中散播开来。
第二次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是以色列青年丹尼尔·伯曼和巴勒斯坦青年马哈茂德·阿拉维的共同记忆。2000年，戴维营谈判破裂，以色列强硬派领导人巡视圣殿山，触发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其爆裂程度超过了1987年的第一次起义。
那一年，马哈茂德·阿拉维才11岁。他说：“我在第二次起义中长大。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流血和死人。后来，当这变成了加沙的常态以后，每天晚上的爆炸和轰炸声，就像是乐队的演奏一样，没有这种声音我甚至睡不着觉。”他对以色列人的反应也来得很直接，他说：“很遗憾，我感受到的是恨！”
在第二次起义爆发的时候，丹尼尔·伯曼21岁，正在军中服役，驻扎在约旦河西岸名为图勒凯尔姆（Tul-Karem）的巴勒斯坦小镇外。他回忆说：“那时，我是一名陆军中校的司机，因此我在对抗的最前线。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向我们的车队扔石块和燃烧弹。恐惧的感觉像一个毒瘤，我感觉它在我的身体里蔓延，变成仇恨。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曾经参观过柏林的犹太人集中营，但我并不恨德国人甚至纳粹；我去过南黎巴嫩，但我不恨真主党；但是在图勒凯尔姆的街道上，我感觉到我真的产生了憎恨！”
今年7月14日，“护刃行动”开始一周之后，已经身为人父的丹尼尔·伯曼在自己的博客里记录：“今天早上6点，当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来、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将我的家人带进‘安全室’。我第一次向我的两个分别才5岁和3岁的儿子们解释说，这个世界上有坏人存在。跟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也让我自己不禁感到恐惧。”
丹尼尔·伯曼再次回想起2000年他在图勒凯尔姆街道上那个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恨的时刻。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我突然明白了所有的仇恨从何而来。无知滋生仇恨，仇恨滋生恐惧。一旦你意识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被恐惧和不信任离间的，一旦你意识到，仇恨不是我们生命中的绝对常数，那么，它就是可以被打败和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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