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破万例。
3月24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5万例。
3月26日，超过8万例，成为世界确诊病例最多国家。
3月27日，4小时内确诊病例数先后超过9万例和10万例。
3月28日，仍是数小时内先后超过11万例和12万例；死亡人数超过两千例，两天内增加一倍，并出现首例婴幼儿死亡。
……
显然，在中国艰苦的全民抗疫期间，美国错失了一个多月的防控黄金窗口期。
如《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所言，在这“失去的一个月”里，“美国人对一场迫在眉睫的公共卫生灾难的规模视而不见”。“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拥有一批最精良的科学家和传染病专家的国家，浪费了遏制病毒传播的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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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误
针对美国在疫情初期的应对失误，各方批评和分析已经很多，美国媒体和公共卫生专家也不断在从各个角度“复盘”。结合库叔个人见闻与感触，汇总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个跟头摔在病毒检测上。
尽管意大利1月31日就出现两起确诊病例，但直至2月底，美国疾控中心对病毒检测仍严格限定在有中国旅行史或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并出现发烧、咳嗽疑似症状者；美国疾控中心发放的试剂盒出现技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各州和地方机构自行检测病毒仍然予以严厉监管和限制，至2月29日才允许地方医学实验室和私营公司自行检测。
疫情早期，美国审批新冠病毒医学筛查的手续繁琐，检测和治疗费用高昂，医保政策不清晰。社交媒体上，有护士自述几度申请检测而不能获批，更有很多民众因担忧个人支出过高而不愿检测。2月中旬时，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当时美国每天检测数量仅约100例。多家美国媒体还报道说，到2月底3月初，白宫、国务院、卫生部和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负责人发布的检测数据等信息不一致或不准确。
这些因素交汇，使得美国在疫情早期检测机构少、试剂盒短缺，检测范围过窄，检测监管过严，发现社区传播（即人传人）过晚。等到发现之时，疫情已蔓延全美，呈现多州多点同时暴发，底数难以摸清的局面。哈佛商学院教授卡普兰（Robert S。 Kaplan）和贝伦贝格资本市场公司（Berenberg Capital Markets LLC）美国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米奇·拉维（Mickey D。 Levy）认为，美国因病毒检测能力耽误了六周时间。《纽约时报》3月底的复盘报道将之归咎于”技术缺陷、监管障碍、官僚主义常态、领导能力不足”的合力。
第二个失误，对中国疫情反应较快，但对欧洲和中东等地疫情却应对迟缓，未能有效防控输入型病例。
1月31日，即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突发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次日，特朗普政府就针对中国发布旅行禁令，是世界上最早对中国发布旅行禁令的国家之一。相形之下，对待韩国、意大利等国疫情，美国的反应却明显没有那么迅速。意大利1月31日首次报告两例输入型病例，但美国政府直至2月29日才发布关于避免到意大利“非必要旅行”的三级警告，3月13日才针对欧洲申根国家实施30天旅行禁令，而纽约等地国际机场至少到3月中上旬对待非亚裔国际旅客的检疫措施仍非常宽松，导致输入型病例失控。
华盛顿州养老院聚集性疫情源于从韩国探亲回来的护工；纽约市首位确诊患者是从伊朗返回的女性，第二位确诊患者是阖家从以色列旅行返回的犹太律师；纽约州西部首例患者则从意大利返回；得克萨斯州首批患者中，多人曾在埃及旅行并乘坐尼罗河游轮。
第三个跟头摔在美国国内政治上。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 撤销了前任奥巴马在白宫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的全球卫生安全小组，大幅削减美国疾控中心等联邦机构的预算和人员，经常抨击联邦行政机构内部存在反对他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对坚持认为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美国情报界也时传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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