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李告诉《中国慈善家》，从艾滋病到寨卡病毒，世卫组织正将其原本就匮乏的资金，分摊到广泛的管理项目上。
2月28日，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中）在当天的世卫组织例行记者会上讲话。图/法新目前，在谭德赛的领导下，世卫组织还在试图解决一个持续多年的难题：总部与六个区域办事处之间的沟通不畅。
世卫组织的组成架构在联合国机构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旗下设有六个区域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有自己的主任，由区域成员国选举产生。批评人士认为区域办事处享有太多自主权，降低了世卫组织的运行效率。
谭德塞内阁负责人伯恩哈德·施瓦特兰德称，谭德赛正通过改革来强调世卫组织的核心使命，虽然世卫组织现已形成的复杂官僚架构“就像一艘大型油轮，让人无法轻易地扭转局面”。
凯利·李称，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后，包括世卫组织自身在内的很多组织都在讨论其可以如何做得更好。“世卫组织再次进行了改组，增设了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学会了更加精简地处理流行病情报。”
专家呼吁国际合作而非各自为政
15年前，世卫组织对疫情的全球应对行动框架《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进行了重大修订，旨在纠正全球在2003年SARS疫情中的应对缺陷。
《纽约时报》指出，签署该条例的各成员国给自己留了一个漏洞，并正在新冠疫情应对中利用它。当时，各国谈判代表达成了一项折中协议，即在“公共卫生考虑和保留最终政治权力”之间取得平衡。该协议的本质是各国不愿意将疫情应对的全部控制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
在此次疫情应对中，各国的各自为政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保证内部供应，限制防护用品出口；在没有通知世卫组织的情况下实行国际旅行限制；特朗普甚至试图买断一家德国企业正在研制的新冠疫苗。
凯利·李向《中国慈善家》指出，《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了世卫组织成员国的义务，规定了每个国家为支持全球卫生安全系统而同意提供的核心能力，也规定了各国在疫情发生后应如何采取行动。“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忽视了这些条约的关键部分。”
她认为，我们应该把新冠疫情的爆发看作未来更严重、更致命的疫情爆发之前的一次试运行。“我们需要停止以民族主义为名而削弱多边机构，全球团结一致才能制止病毒。”
2015年，22名研究人员反思世卫组织在非洲埃博拉疫情中的应对迟缓后，在《柳叶刀》（The Lancet）发布了一份针对世卫组织的改革建议报告，号召各国政府、科研界、产业界和非政府组织制定一套在疫情期间运作的规则框架，以共享流行病学、基因组和临床数据。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健康信息技术中心创始人乔纳森·韦纳教授，向《中国慈善家》进一步肯定了这种国际合作在抗疫中的重要性：“目前关于新冠病毒最好的科学数据都来自中国”，这种对于数据和研究的迅速、自由的分享应该成为未来的常态模式，以“改善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的健康状况”。
世卫组织之外，NGO活跃在舞台
针对世卫组织的主角光环渐失，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原因在于近十几年来从事医卫工作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世卫组织的人才与资金被分散。
盖茨基金会是新冠疫情应对中表现活跃的国际机构之一。早在1月27日，盖茨资金会便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美元紧急捐款用于抗击新冠疫情。3月10日，盖茨基金会宣布其将牵头另外两家大型慈善机构捐款1.25亿美元，加快对新冠病毒治疗方案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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