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国家为中心的疫情应对模式，不仅延缓了国际社会对疫情做出迅速有效反应，也增添了国际间合作协调的难度。
3月8日，韩国首尔，医护人员转送一名重症患者前往传染病专科医院。图/纽西斯通讯社 “满分100分，所有国家的平均得分为40.2分。”
2019年10月，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与经济学人智库合作发布了一份“全球卫生安全报告”（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这份报告对全球195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其结果如上。
不幸的是，这项评估结果正被新冠病毒的全球性爆发证实。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称，疫情发生时，全球公共卫生系统有序运转取决于三件事：主要受灾国政府采取及时、可信的行动；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协调国际应对方面的正确领导；其它国家为保护本国公民免受疾病侵害而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帕特里克补充说：“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以及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都证明，要做到这三件事并不容易。”
“节省”，让我们此刻支付更多
民众对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严重程度感到不解和愤怒。在请愿网站Change.org上，一份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辞职的请愿被超过50万人联署。
凯利·李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健康科学教授，也是加拿大全球健康治理领域的一级学者（Tier 1 CRC），曾参与建立世卫组织全球变化和卫生合作中心（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on Global Change and Health）。
对于我们为什么会对新冠疫情感到措手不及，凯利·李告诉《中国慈善家》，首先，我们原本应该对世卫组织投入更多资金，因为各国协调行动是抗击重大疫情的最佳方式。她指出，当前世卫组织的年度预算约为20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一家小型医院的预算。“公共卫生科学家、医生、政府官员和其他许多人一再呼吁增加对全球卫生治理的投资，但这些呼吁基本上被忽视了。”
凯利·李进一步指出，许多国家在内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及向所有公民免费提供医疗保险方面，也没有充分投入。包括很多高收入国家在内，其领导人都做出了削减公共卫生资金的选择。“我们先前在用以保持社会安全的公共产品上没有合理投资，结果是我们此刻支付更多，” 凯利·李说。
3月15日，印度新德里，工作人员为公交车消毒。图/法新 她还提出，这次疫情的爆发在警醒我们需要更加尊重自然环境以及野生动物。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疫情爆发的次数明显增加，引发这些疫情的病原体种类也明显增多。“人畜共患病是这些疫情爆发的主要原因，而这一时期恰逢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次新冠疫情，一方面反映了发达国家应对国际性紧急卫生事件的疾控体系是有瑕疵和漏洞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健康治理的思路和规则需要进一步改变。
黄严忠认为，当前以国家为中心的疫情应对模式，不仅延缓了国际社会对疫情做出迅速有效反应，也增添了国际间合作协调的难度。
资金不足、议程超载的世卫组织
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也是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1948年成立以来，世卫组织在协调全球公共安全应对上曾取得巨大成就——比如其40年前推动国际合作消灭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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