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荆州大学生何东旭、方招、陈及时为救溺水儿童壮烈牺牲，而打捞公司打捞尸体时竟然漫天要价，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个体打捞者不仅不为所动，而且挟尸要价，一共收取了3.6万元。更令人气愤的是，当五名大学生在抢救溺水儿童时候已经体力严重透支，眼看就要沉入湖底时，有一只渔船正好停在他们的不远处，船上站着不少身强力壮的渔民在观望，要知道他们都是打渔弄潮的好手啊，在同学们“跪求”他们出手相救时，他们竟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终于有一个人可能是良心发现吧，用一杆竹竿救上了两个学生，当他准备继续救援时，船中出来一个老太婆出来阻挡了，理由是你救上一个人能有多少钱？你打捞一具尸体又是多少钱？就这样，三个鲜活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生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老太婆不只是愚昧，简直是惨无人道了，分明就是杀人的侩子手。
这一事件拷问了湖北荆州大学的领导，反映了你们学校管理的混乱和无序，平时你们学校对学生的安全知识是怎样教育的？平时你们学校的安全措施是怎样落实的？你们的安全应急措施又是怎样实施的？学生出事了，至少说你们学校的领导应该第一时间赶到出事现场啊，你们应该是组织营救的第一责任单位啊，但你们却迟迟不能出现，却让学生“跪求”个体打捞公司去打捞遇难学生的尸体，打捞公司同意了，你们的3.6万元的打捞费又迟迟不能到位，你们的经费这时就这么紧张吗？你们吃喝的时候就有钱了？你们在旅游时候经费就不紧张了？你们的责任心哪里去了？你们对学生的爱心哪里去了？你们这样的学校以后还有什么理由再办下去？又上哪里去招到学生？又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你们学校来读书呢？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李玉泉发还好意思质疑一个学生当时拍下的照片的真假，你当时在场吗？人家学生有必要造假吗？你无非是害怕这些照片对你们的政绩有影响罢了。
这一事件也拷问了当地的党委政府，“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老百姓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哪里去了？书记哪里去了？市长哪里去了？人民军队哪里去了？消防警察哪里去了？渔政部门哪里去了？难道要请温家宝总理来质问你们：人民养活了你们，你们看着办吧！在我们的人民需要你们保护的时候，你们居然毫无作为，让学生“跪求”打捞公司去打捞学生的尸体，你们难道不觉得羞愧吗？我们的人民还能信任你们吗？我们的人民还能拥护你们吗？
在这件事件中，可恶的还有一位尸体打捞者，就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按照正常的思维，这个年龄的老人是应该最具同情心的，然而恰恰相反，这个老人的形象最令人作呕，他一手用绳子捆住一个遇难学生的手臂，一手用铁钩勾住学生的衣服，在和岸上的学生谈捞尸的价格，不见钱就是不给尸，气煞我也，你这么大的岁数活到哪里去了？有人认为收钱的是捞尸公司老板事情，所以指责挟尸要价者不公道。这样的说法其实毫无道理，当年纳粹德国犯下滔天罪行，战后审判时，也有人搬出类似的“工具论”为那些战犯开脱，在那些人的眼里，罪行似乎只是希特勒一个人的，军官和士兵只是在执行命令，他们也是被逼的。好在这样的“工具论”并未成为战后审判的规则，在辩论中，“人性论”占了上风——你首先是个人，你有人性，然后才是执行命令的军官和士兵，所以你必须为自己的罪行负责。这个老者难道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吗？当然这个打捞公司的老板更是丧失了天良，是罪魁祸首，我强烈要求地方法院严惩凶手，而不是退还打捞费。
这件事件羞辱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舍生取义的，历来是积善行德的，不曾想我们的民族素质竟然退化到如此险恶的地步，我甚至觉得我们的民族没有希望了。这让我再次想起《丑陋的中国人》，身为中国人，柏杨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看来中国人的丑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不知我们的民族是否能知耻而后勇，敢于直视自己的丑陋。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