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正如司马先生所指出的，拙文中确实“大批引用”所谓“野史”。这里，笔者首先冒昧地问一个在司马先生看来可能十分笨拙的问题：何谓“野史”？依笔者的愚陋，“野史”也许是未经证实、道听途说的说法，“非法出版物”上的表述，非“官方”或者“非主流”的观点，在许多朋友眼里，“野史”或许就是曲解事实、颠倒黑白的代名词。愚深不认为然。按照这些朋友的观点，《二十四史》应当是典范的正史吧，看看其中大批煞有介事的记述，什么汉高祖的爹看到汉高祖的妈与龙野合怀了汉高祖，隋文帝生下来头上长角、身上生鳞，唐太宗生下来二龙戏于门外，明太祖生时红光冲天，以致邻居们认为朱家失火来救火，看看《国民日报》、《红旗》大跃进时大批“亩产上万斤”的报道、文革中批这个“反革命”揭那个“野心家”的社论，可知所谓“正史”中也可以满纸都是谎言、屁话，要不梁启超先生怎么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要不前苏联国民怎么说“《真理报》中无真理，《消息报》中无消息”呢！
再者，在真正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真正“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会呈现所谓“野史”的问题吗？常言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真理愈辩愈明，掌权者为何要对我们读什么严加种种把持呢？1999年，学者笑蜀根据延安时代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以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党媒鞭挞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保障人权、发展民主的言论、社评，编成了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成果，这本揭示历史本相的读物上市不久就被查封，列为禁书！毛泽东生前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曾回想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成真的了”。文革结束后，对文革这个中华国民共和国历史上影响如此深远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重大事件的研究，竟一直是高度敏感的范畴，文革档案不开放，研究受限制，成果发表难！1988年中宣部对出版文革图书专门下达文件，称“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译著，极易导致翻腾旧账，引起争辩，实无必要”，明令规定此类书籍出版必须经过有关部门严格审查。因此，文革结束30多年来，大陆公开出版的文革史研究专著不过可怜的4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王年一的《大骚乱的年代》（1988），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1995年）和《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这些材料不是笔者杜撰的，而是“抄袭”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王海光：《“合幻想像”的妄言》一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历史教科书问题，官方一直批评日本方面修正、曲解南京大屠杀等侵华历史，有人甚至质问：日本，你为什么不认罪？孰不知，当权团体对“大饥荒”和“文革”历史的粉饰、曲解、修正竟丝毫不亚于日本右翼权势，因此，现在许多人也都在质问：“实事求是”们，“高风亮节”们，你们怎么也不认罪？！
在如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如杨继绳、高华、辛子陵等，还有一些当代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如陈伯达、吴法宪等，不得不将他们含辛茹苦写出来的著作拿到港台出版，通过盗版或网络传到内地，于是就成了所谓“野史”。常言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掌权者手握枪杆子和笔杆子，为何却对一些知识分子如此害怕呢？据说他们控制着“某某真理”和“某某科学理论”，又一贯宣称“实事求是”，为何不容许国民群众通过自己的比较、分析、断定，拒绝各种“错误的理论”，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确实地，《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一文中“大批引用”了“野史”，重要有：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杨继绳的《墓碑——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纪实》、高华的《红太阳的升起——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等书，全文附末有重要参考文献（“博客中国”鄙人专栏有此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自己去查证），这里不再一一列举。笔者这里想告诉持有“野史不可靠”观点的朋友的是，在这些“野史”出版地香港，没有那么多的金科玉律，学者可以自由表达其学术见解，这样的著作难道不更真实吗？就拿杨继绳先生来说吧，他是新华社退休的高级记者，是典范的体制内人士，虽然早年其父在大饥荒中惨遭饿逝世，但现行体制对他可谓不薄，若是一般人，早已被“招安”了。而且他也深知写《墓碑》这样的书“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但他还是不畏艰险，不惧强权，将至今仍被当权者蓄意遮蔽粉饰的中国当代史上那最悲惨的一幕裸露于世人面前，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不知要羞煞多少自命才富五车的“专家学者”！还有辛子陵，是1959年入党的老党员，官居解放军大校、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还有历史学家高华，你能说他们放着党供给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不享受，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著书立说，只是为了“狠毒攻击巨大的党”？！历史与现实的许多事实充分表明，马屁精和马屁文人是最擅长溜须拍马、歌功颂德，最擅长“适应环境”的（如蔡京、秦桧、康生等），只有那些最正直的志士仁人才会甘冒风险，不怕杀头丢官，在严酷的独裁环境下仍保持自己的观点和主意（如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因此，如果在司马先生所列的《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和《墓碑》、《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之间进行信任投票，笔者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