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刚刚失败，22日毛就在延安召开批评张国焘的会议，31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稍有思维才能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两者的因果关系。
第四，即使司马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西路军失败后一些将士是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司马先生考虑过这些“不公平待遇”的原因没有？如果毛是一位胸襟坦率的革命家，他就不该那么冷淡地看待战败归来的将士们——中下级将领和普通士兵有什么错误？陈昌浩、李特、黄超他们实际上都是虔诚的革命者，在革命危急关头，他们没有叛变，没有叛卖，他们回到党的怀抱之后，受到的不是关心和安慰，而是排挤和杀害（详见拙作《西路悲歌》）！由此可见西路军的悲剧并不单纯是红白军交战的问题，其中更有红军内部浓重的宗派奋斗因素。澄清一句，笔者在文中以同情的笔调叙述陈昌浩的人生故事，并没有对陈简略地作出什么道德断定，只是以他的遭遇来反衬这种政治的残暴和人性的丑陋。
第五，如果西路军问题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一切光明磊落，为何长期以来这个问题都是党史学界望之色变的雷区（在电视剧《延安颂》中，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正面交代）！？让党史学界自由地摸索历史本相不是更能避免类似鄙人这样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不明本相者”对“巨大领袖”的“曲解”吗？明明是履行中央路线，却让两万多悲壮就义的将士戴上“张国焘路线”、“逃跑主义”、“撤退主义”之类的帽子，这不是在修正和曲解事实吗？这不是在亵渎西路军两万多逝世难将士的英灵忠魂吗？
笔者还是认为，上述五个方面的理由足以断定西路军悲剧的罪魁到底是谁？屎盆子仍扣到张国焘头上是难以令人佩服的，这也是毛逝世后，四方面军的老人们一直力推还原西路军历史本相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中共中央也转变了这一说法，某些朋友还抱着这种观点不放，真是令人好笑。
如果放在《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全文中，或者说在毛一生的大背景中分析，则西路军将士们，还有富田事变的遇难者们的悲剧并不是偶然的，它们不过是毛泽东登顶路上的初试牛刀而已，在必定程度上预示了二十年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们的命运，三十年后众文臣武将的遭遇。这其中有一个内在的线索，即毛的独有个性。说到毛的个性，笔者倒认为毛有点类似于尼采所说的那种超人——精力抖擞，能量超群，发明性充盈，他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利意志（权欲），为此，他鄙弃、蹂躏一切（奴隶）道德。本文的正题本来叫做《弄权大师，祸国奸雄》：为了避免某些朋友曲解，这里再不厌其烦地絮叨一下：笔者一直认为毛是数百年难得一遇的雄才，所以才有“大师”之说；正因为毛一生运动的重要动力是“权利意志”（或权欲），他一生的功和罪均起源于此；后半句实际上代表了鄙人对毛的总体见解。才与德并非一回事，所以这八个字并不抵触。《雄才伟略》只是谈了毛的才略和超凡才能，出于“辩证”的考虑，也谈了毛的一些“历史功劳”，看拙文《前言》中的“目录”，《雄才伟略》（第二部分）是就其“才干”而言的，《登顶血路》（第三部分）、《弓藏狗烹》（第四部分）、《焚书坑儒》（第五部分）、《人间地狱》（第六部分）直到《流水落花》（第七部分），是就其“罪恶”而言的，基调是批评的、否定的、谴责的，所谓抵触、“混乱”不知从何说起。令笔者意料不到的是，才智过人的司马先生竟得出“逻辑思维相当混乱”结论来，并发议论道：“混乱到什么程度？一会儿说毛泽东借刀杀人；一会儿又说毛泽东雄才伟略。一个人不可能比变色龙还变得快吧？”不知从何说起？看来，在鄙人关于《雄才大略》中关于那种“非黑即白”思维方法的议论并非没有实际根据的无的放矢。还有，鄙人本来还认为“文似看山不喜平”、“欲抑先扬、欲扬先抑”、“反衬（以才之高衬德之劣）”之类都是小儿科，常写作的人都懂的，看来鄙人错了。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