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再来说该文中的“借刀杀人”问题。不错，笔者是持有这种见解，而且这种见解并非产生于这两年，早在本人还是毛的崇拜者的时候就有这种见解，只是那时我对毛比较“宽容”，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妇人之仁干不成大事”之类进行开脱。应当承认，司马先生对这段历史比较精通，《驳》一文中所列的不少也是事实。笔者之所以对诸如西路军的组成、作战任务以及行军战斗过程没有过多叙述，当时重要考虑的是现在网上史料那么多，而且关于西路军的专门著作也已经出版，只要把要害的内容——毛铲除异己的动机、对西路军的瞎指挥（上述8次电令）、西路军将士的悲惨遭遇、对西路军史实的曲解等等点出来，读者不难得其详的，可以自己去求证，更重要的原因是篇幅所限，不得不惜墨如金，故显得有点语焉不详。
尽管如此，笔者自认为该文所列事实还是能够证明笔者观点的：首先，毛有充分的借刀杀人的动机。长征中近乎你逝世我活的毛张冲突（几乎发展到公开火并，张国焘甚至“通缉”过毛泽东等人）、红四方面军的强盛，刚刚脱离长征途中险境的毛不能不有所忌惮。张国焘虽然最终取消了“第二中央”，并且批准北上，但冲突的根源并没有基本打消，毛和中共中央仍有被“武力解决”的可能。这是刚刚执掌中共大权的毛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毛的“借刀杀人”的行动虽然残暴，但还可以懂得，甚至从“中国革命的利益”的角度，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以前为他“开脱”的基本原因。
另外，愚认为，司马先生对人的动机与行动的匹配关系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事实上，某人做某件事情，有时是蓄谋已久，有时则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毛对西路军“借刀杀人”的动机（姑且认为是这样）属于哪一种情况，不得而知。毛是旷世少有的权谋家，又要争当中共的领袖，即使他一开端动了“借刀杀人”的念头，总不至于赤裸裸地这么干，他总要给自己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吧？因此，西路军表面的作战任务是什么，也许并不是最要害的，最要害的是毛在其中做了什么。
其次，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既有马家军强盛、凶蛮，红军势孤力单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中革军委的瞎指挥：这就是鄙文中着重提及的“三次‘西进’，三次‘结束西进’，两次‘东进’的命令”，使弱小的红军作拉锯式行军，来回折返跑，白白丧失了许多可贵的战机，被迫与强盛的马家军作无望的拼杀。再者，孤军深入险境，最紧要的是临机决断，机动机动，甚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可怕的是事事要向远方的上级请示、报告，然而，即使在西路军即将败亡的要害时刻，中革军委还在给西路军指挥人员戴紧箍咒。他们给陈、徐去电，措辞严格：“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毕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成功是与过去的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陈昌浩等人本来就是戴罪之身，诚惶诚恐，惟恐跟中央不紧，再犯“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明知这是包藏祸心的瞎指挥，陈也不敢不吃下这枚苦果。所以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的最后关头（石窝山军政会议），曾悲愤地对徐向前说：“我们回去要和中央奋斗去！”这就是徐、陈二人最后脱离部队的原因。有人说对西路军的领导是中革军委的“集体决定”，事实上，遵义会议后，毛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军事的最高指挥者，看看遵义会议后关于军事指挥的争辩，再看看建政的一些史实，可知当时基本就没有什么军事民主，说毛军事指挥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并不为过（看官方历史，“四渡赤水”、“直罗镇大捷”都是毛主席贤明指挥的成果，一谈到西路军那样的失败，官方史书就冠以“中革军委”的决定；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纠偏、保护这样的好事都归毛主席，极左路线、整人都是林彪、江青、康生他们干的，这和皇朝史观“功归皇上，过归臣下”有什么差别！）因此，当时中革军委涉及西路军举动的一切电文应当都体现了毛的意图。这就产生了笔者在文中质问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军事思想一贯主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最大限度保护自己”，一贯“贤明正确”的“巨大军事家”为何不顾这些原则和起码的军事常识，一日数电，朝令夕改，像提线木偶似的来回折腾这支已经濒临绝境的疲惫之师，非要让他们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致最终断送了这支劲旅？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