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征进入马步芳所把持的地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马步芳属于处所军阀，独霸一方，有点类似于“三不管”地带，从双方实力对照来看易于消灭。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很多，如低估了敌人、毫无后援等等。决策的失误，也应当归结为中央。
毛泽东在见到返回延安的徐向前时，第一句话是：“不怪你，这是中央指挥的失误。”
作者谈到小说《刘志丹》是禁书。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教科书外，试问“文革”期间哪样书不是禁书？
陈昌浩又是一位大好人了？作者怎么不说，陈昌浩在徐向前的面前，把徐向前的妻子作为特务杀害了的事实呢？在川陕根据地，陈昌浩清洗革命队伍，杀害自己身边的同志至少有几百人之多。况陈昌浩本人在长征中一直偏向于张国焘的主意，也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人，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是不可能再得到重用的。在根据地清除“AB”团运动中，杀人最多的一个是陈昌浩，另一个就是夏曦。作者不顾事实的乱谈一气，并非尊重史实。
在作者眼里历史被重写了一遍。其实，凡是看过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都会认为张国焘起初是一位社会改良者，从南昌起义到后面的种种言行，基础上能够看出他是这样一位人物。这个人野心很大，类似于张国焘这样的人，早已被打入历史耻辱柱上了。1979年张国焘逝世于加拿大老年公寓里，逝世时身上盖着几张报纸御寒。
最后一个问题：项英是不是毛泽东的宿敌？早在江西苏区的时候，项英、李立三、瞿秋白、博古先后主政政治、军事；其中还包含刘安恭在军事上的主政。而在以后的时代来看，以上几位人物基础没有再活泼政治舞台上了。恰恰是项英的固执才导致了皖南事变的产生。项英刚愎自用，公开排挤叶挺，不听劝告也是事实吧？
任何评论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
笔者认为：《西路悲歌》中作者关于毛泽东以西征为名借刀杀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据《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记录：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得到了相当的强大，为了打破敌人的追剿，中央于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发明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宽大地区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成功。
在当时的会议中，中央在分析向西北进攻的特点时，依旧把接通同共产国际的接洽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地区苏联影响大，地理地位也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都能得到国际的帮助。
从这一点来看，红军西征是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而绝不是借刀杀人的诡计。从文献材料来看，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并没有提出反对看法。
在张国焘和中央闹决裂后，中央取得共产国际接洽的急切性更加突出。1935年9月12日，中央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央保持过去持续向北的方针，但目前应经过游击战斗打到苏联边境去。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的离开，我们力量削弱了。所以目前战略方针，利用游击战斗来买通国际接洽。
由此可见，西征并非一个人的决定。这些都是有史料可查的。
同年9月下旬，中央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以恢复与共产国际的接洽。1935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阎红彦回国，给中央送电码本。
1936年春，华籍联共党员刘长胜也受共产国际的派别，携带电码达到陕北。
彭德怀曾回想说：“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逝世胡同里，后又被马步芳军全部歼灭，把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由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以保存六七万人”。
由此可见，西征固然是中央的决定，但造成失败仍与张国焘本人有很大的关系。即是张国焘在部队的影响力。电视剧中张国焘有这样的句话：“三十万中央红军还剩下一万多人，老毛还摆出君临天下的样子。我有八万人”。虽然是电视剧不能作为史料佐证，但从某些方面也反应出张国焘的心态。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