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的路有两条，一陡一缓，一近一远，于全兴走的是近路，连滚带爬两个多小时，那个洞窟豁然呈现在眼前。具体说，那是个分为上中下的3个洞，高低两洞露天，中洞住人。
洞内阴湿，有足球场大小，住着16户人家。耕地在洞外，人均0．53亩。他们是在100多年间陆续迁徙来的，居留最久的家庭，已延续4代香火。
洞内每户人家都用木板和苞谷杆围起独立空间。山泉滴滴哒哒顺着岩壁往下流，向洞中人家供水。
几乎看不到男人，他们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守的几乎全是母亲，侍弄洞外的自留地，拉扯自家的孩子。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母亲们靠苞谷充饥，红薯全留给孩子。
当然，也有婚丧嫁娶。在一个新娘家，于全兴见到山洞里惟一的一片像屋顶的东西，那是遮在床上面的一块旧毡布。在这个新婚家庭中，最引人注视标值钱物件，是一架老式缝纫机。
洞口处有个小学校，名为“中洞小学”，在校生几十名，师资不足，只能开设小学四年级以下课程。当晚，于全兴便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过夜。苞谷杆铺在地上，上面再铺个床单，这就是床了。没有电，只能早睡。不知过了多久，于全兴感到身上有动静，用手电照去，几只大老鼠正在他身上窜来窜去。
早上，于全兴起“床”后，发明母亲们正把自家的孩子领到中洞小学，然后她们就拿着种田的工具走出了山洞。校长是个志愿者，23岁，师范毕业的，叫梁正祥。他家住在山外的镇上，每周回家一趟，要走4小时山路。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老师引领着学生们唱道：
只要妈妈露笑容，露呀露笑容，云中太阳放光芒，放呀放光芒。
只要妈妈露笑容，露呀露笑容，美丽花儿齐开放，齐呀齐开放。
听着孩子们稚嫩的音声，于全兴流下了眼泪。
“我采访的处所，都这样贫穷；我拍摄的影像，都这样平常。”于全兴沉吟着重复说，“贫穷而且平常……”
他拍摄过一个叫杨会的母亲。她家有0．7亩坡旮旯地，年收成苞谷150公斤、土豆600公斤，到4月就没得吃了，靠借粮生活。她最着急的，是公婆逝世欠下的2000元债，还不上，就去卖血。可到了血站却卖不成。卖血需要身份证，杨会没有。办个身份证要20块钱，那是她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她办不起。
他也拍摄过把卖血作为副业的祝贤美。卖血要到县里的血站去，她舍不得花车钱，总是一大早起身，带上一个熟土豆或者苞谷团子，走到县城去。这样到了县城便是晚上了，只能住下来。白天卖盒饭的小商铺，把摆摊用的木板一搭就是床，住一夜，3元。天亮后就去卖血，卖一次，能得60元。卖完了，再走回家。可有时抽完血头晕，只好坐车回，要花掉15元，能带回家的钱，就只剩下35元。她持续3年卖血，最少的一年，卖了4回。
他拍摄过一天筛4吨河沙只能挣9块钱的熊昌碧。他拍摄过下了雨才干洗头的卫小爱和她的女儿。
他拍摄过“有电，但点不起灯”的杨正莉一家。
他拍摄过的820位母亲，大半至今尚未走出贫困。在集结这些影像、即将出版的名为《母亲》的纪实作品中，于全兴写道：
在中国4200万贫困人口中，至少有1100万是贫困母亲。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和库区、滩区，地区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伍，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50％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盼望人们能够懂得——
中国母亲是贫困的最大受害者。
她们是家庭的中心，却因贫困而家徒四壁；
她们身为人妇，却因贫困而比男人更操劳；
她们身为人母，却因贫困而不能乐享天伦；
她们身处当代，却因贫困而过着原始生活；
她们的贫困扣人心弦。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