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请关注母亲的贫困。请关注贫困的母亲。
请帮助中国母亲们脱贫，请为她们尽一点心，出一份力。
千万不要拒绝。 因为，她们是母亲。
于全兴手中的摄影镜头，曾经面对一个个穷困母亲的面貌，但他更盼望进入取景框中的，是一位位摆脱贫穷后的母亲们的笑容。为此，他成为“幸福工程”的志愿者。这是一个从1995年开端的，致力于“救助贫困母亲”的举动。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不能是领导要她笑出来的，要发自她的心坎。”于全兴说，“这装不得假。真笑假笑，一眼就能看出来！”
每一张脱贫母亲的笑容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王秀梅曾是云南山区八道哨村的一位贫困母亲，穷的时候，买不起一双袜子。
后来，县里拨给她家一笔幸福工程款，1500元，赞助她家办个酒作坊。刚开端，没经验，成本很高，出酒率很低，干了个亏本买卖。眼看着她的“幸福”要落空，王秀梅跑到山坳里大哭一场。哭够了，还得干。王秀梅去向有经验的人求教，渐渐找到门道。
于全兴到她家采访时，王秀梅已经脱贫。进到屋里，看到王家两个孩子正在电视机前打游戏，锅里正煮肉食，满屋飘香。王秀梅说，以前过苦日子，过年能吃上一只猪脚就不错啦，如今就是平常日子，想吃鸡鸭鱼肉，一样吃得起。说时，她满脸是幸福的笑。于全兴手中的相机“喀嚓“一声，给她的笑容定了格。
“你看，”于全兴指着照片上的王秀梅笑容说，“只有这种苦尽甘来的笑容，才特别甜蜜。”
张秀琴家在宁夏灵武西渠村。进入她家院子，只见到处都是稻草，一家人和雇来的两个女工正在编织机前编草帘子。编一个，挣5毛钱。
没草编的时候，张秀琴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乡里干部到她家考核一番，决定依托“幸福工程”赞助张秀琴2000元发展草编。于是，她买了台脱草机，和丈夫一道拼命干了一年，当年便还清了“幸福工程”帮扶款，见还有结余，又购置了一台草帘编织机，从此每天能打帘子100多个，家里的生活富饶多了。如今，张秀琴家有了家电，日子过得很舒心。
这就是于全兴参与“幸福工程”，并年年往西部跑的原因。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举动，本质内容有3个。一个是“治穷”，以“小额赞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方法扶助贫困母亲发展家庭经济，供给就业机会，帮助她们增加收入，脱贫致富，进步经济和社会地位；第二个是“治愚”，扶持村一级兴办母亲学校及各类培训班，帮助贫困母亲扫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控制一二门致富实用技巧；最后是“治病”，帮助贫困母亲检查和治疗常见妇科病，向她们供给生殖保健方面的健康支援。
在于全兴看来，这个全国性工程要在1100万贫困母亲中履行，并不简略。“就说"小额赞助"这一项，僧多粥少，助谁不助谁，就是个难题”。
“一般情况下，救助贫困母亲的小额贷款，每一笔也就是一两千元。”不过，虽然钱少，于全兴说：“至少我懂得到的情况是，这些贷款都能发放到贫困母亲们的手中，几乎没有发明官场截留的情况。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没有呆账和逝世账，贷款的偿还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幸福工程使多少贫困母亲得到幸福？于全兴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个数字：截至2009年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446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投入资金6．6亿元国民币。对于全兴来说，这个数字并不枯燥，它已浮现为他镜头里的一张张母亲的笑容。
普定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是国家级贫困县，人均收入在150元以下的极度贫困人口有5万人。裸露的山岩上住着39岁的褚仁敏一家。她1986年嫁到婆家,一直用老式石磨推浆做豆腐，工艺落伍，效率很低，一天只能做10多斤黄豆，仅够保持生活。1995年有了“幸福工程”，当年，村里干部就为褚仁敏一家争取到一笔1000元的帮扶贷款。褚仁敏买了豆腐加工机，转变了原始加工豆腐的老方法，又摸索豆腐深加工技巧，把豆腐做成豆腐果、豆腐片、油炸豆腐等，到2000年，纯收入已达7000元。于全兴去采访时，见褚仁敏夫妇不但还清了帮扶款，还有了积蓄，正在盖一幢两层新房。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