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出货量算,苹果iPhone的全球市场份额不到10%,却拿走了手机行业75%的利润。跟世界一流企业比,海信还有不小差距。”2月19日下午,在青岛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省人大代表、海信集团总裁于淑珉一句话,道出了山东企业向产业链高端转型的紧迫感。
在今年1月刚刚结束的拉斯维加斯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上,海信推出的全球首款个人智能电视I’TV拿到了“价值创新奖”,该奖项去年授予了苹果公司。于淑珉对此并未铺排,而是将目光盯向国际,言谈间充满忧患意识。
“现在世界IT业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索尼、惠普、松下2011年分别出现29亿、38亿、102亿美元的亏损,都和创新乏力有关。而三星去年以1500亿美元销售额在全球IT企业中第二次夺冠,并保持了10%的利润率,得益于其巨额的创新投入和产业链优势。”于淑珉说,“这里有挑战,也有机遇。比起世界先进企业,我们国内企业核心技术、关键资源掌控得少,不占据产业链高端,只能越来越被动!”
于淑珉说,他们正在和美国、香港、加拿大的3家机构谈合资并购,力图攻克芯片、关键元器件设计制造和软件设计等关键环节,向产业链关键技术、关键资源、利润空间更大的环节挺进。
“我们的企业应该有世界标准和国际眼光,跟踪具有重大转折性的技术,体制机制上的转变也能带动创新。”参加青岛团审议的省主要领导表示赞许。
“转调关乎生死存亡”。省政协委员、威海蓝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昭珩对此深有同感,“受房地产市场影响,2011年我们的普通玻璃销售大幅滑坡,而高端产品阳光控制镀膜玻璃、低辐射镀膜玻璃销量却增长了11%、138%。幸亏我们转型早、有储备,否则打击会是毁灭性的。”
如意娶下“洋嫁娘”
去年,在纺织行业一片叫苦声中,如意集团销售收入却获得了50%的增长。这和他们整合拉长产业链、占领“微笑曲线”两端有极大关系。
2010年,以“如意纺”闻名业内的如意集团收购有百年历史、3000多家门店的日本瑞纳公司,直接将其销售网络“接”到了自己强大的面料研发生产产业链上。接着,如意集团又收购了具有高端手工制作优势的意大利通博利尼、德国雷珍公司,推出“皇家如意”品牌在国内国际市场崭露头角,西装能卖到18万元一身,围巾卖到1.6万元一条。
“这样,一手抓研发,一手抓营销,我们的目标是由纺织制造企业向国际知名时尚产业集团转型。”如意集团董事长邱亚夫告诉记者。
前瞻、系统的思维,在区域转调中作用更加明显。一度“煤电独大”的济宁,在资源型城市青壮年时期就在谋求摆脱“煤尽城衰”的魔咒,2011年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占比达到了56%,着力培育的4个千亿级产业产值超过3000亿元。
省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梅永红告诉记者:“转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众多要素的重新组合、配置,必须有很多优质资源注入,最核心的是人才:技术专家、经营管理专家、投资家等。”
从“一个教研组”到“两个国家队”
无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还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施“双轮驱动”,自主创新是关键。在代表委员看来,目前,自主创新还需要突破很多体制、机制和观念障碍。
省人大代表、青岛高校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仲雪讲述的“创新故事”值得深思。上世纪80年代,他在青岛化工学院(现青岛科技大学)当实验员时,曾有很多好项目转让失败。2000年,学校做出了一个创举:学校以无形资产入股25%,允许教师自愿组合、自负盈亏组建民营公司搞研发转化,允许教师拿两份工资,课余时间开放实验室。47名老师激情燃烧,研发成功一个就成立一个公司,不同专业老师的公司,组成了产业链。如今,当年的小公司都已壮大,其中两个已经上市,有150名教师股份过千万元；依托企业承建了两家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和实验室。
自主创新,重在打造创新体系。省人大代表、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宗利认为,我省目前相当多的企业自身科研实力有限,而把一个产业链上的科研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完整的产业创新体系,就能提升一个产业的发展水平。2010年,保龄宝联合山东大学等省内外11所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成立了功能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集中优势资源条件,针对当前功能糖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及障碍进行联合攻关,从“单一技术开发”转向“成果产业化应用、集成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先后成功完成100多项新技术的研发及转化,累计获得国家专利授权14项,参与制定国家及行业标准22项。
“企业家手里有了钱,要引导他们投入研发,发展壮大主业。否则,炒股、炒汇、炒房,不仅可能毁掉企业,对一个地区的实体经济也有很大的损害。”刘宗利说。他亲眼看到周围有些老板把干实业挣来的钱投向股市、房市,结果赔钱的多、赚钱的少。“不能看别人赚钱快就眼红,还是做自己擅长、了解的行当,才会平稳可持续发展。”
创新离不开人才支撑。在引进高端人才上,列席省“两会”的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卜昌森注意到,我省的引进数量与先进省份还有很大差距,有的高端人才看重股权激励,而国企在这方面存在体制方面的约束。“需要创新的不仅是技术,体制机制也要创新。在新一轮转调中,这是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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