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CAA的正式推出也意味着这些被排除在NRC外的近50万印度教徒可以依法以“宗教迫害”的理由申请正式公民身份，进入NRC；而剩下的近70万名穆斯林群体则继续进入冗长的司法诉讼和审核，无法享受印度公民待遇。
最后，“NRC+CAA”的组合更像是一个筛子，筛选出符合政府要求的公民。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在今年10月的议会讨论中提出， NRC应该不仅适用阿萨姆邦，政府正考虑将其应用到全国范围内。而今CAA的正式通过也意味着，倘若之后全国范围内被排除在NRC以外的印度教徒都可以依靠CAA申请获得公民身份，而穆斯林群体则进一步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这种“NRC+CAA”的组合拳似乎才是此次修正法案所带来的潜在杀伤力。
在古瓦哈蒂举行的反对CAA的抗议活动中，抗议者烧毁了木块和围板。（图/ANI）三、印人党的真实意图：“向前看”还是“向后看”？
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在阐述政府推动该议案的理由时，将整个背后的逻辑起点放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因采取宗教标准而造成印巴分裂后的惨痛结果，而印度人民党政府为弥补常年在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受宗教迫害的非穆斯林群体，才力推该项公民身份修正法案。换句话说，印人党政府的逻辑是一种高尚的“善”对国大党历史上的“恶”。
不过，阿米特·沙的逻辑起始点立即遭到了国大党的反对，人民院议员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认为内政部长“没有好好上历史课”，并解释说，在整个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国大党始终坚持未来的印度应具有多元代表性，反而是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和穆斯林联盟（由真纳领导）于1935年提出印度教徒和穆斯利教徒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从而带来最终惨痛的结果。
无论是善也好，恶也罢，二者的论述都反映出一个根本性的抑或说老生常谈的议题——印穆冲突。
若跳出修正案内容本身，笔者认为印人党此次推动法案恰恰本质上围绕着印-穆裂痕，同时具有短期性的和长期性的两个意图。
短期意图表现在，法案推出的时间以及印-穆话题似乎最能满足转移国内观众视线的现实需求。
CAA不仅仅服务于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6大宗教移民群体，此法案在莫迪第二个任期内推出更大程度上为了短期内引导社会舆论焦点，尤其避免过度关注当前国家经济发展乏力的现实困境。
自从印度2015年修改了GDP的计算方式，其随后成为了世界GDP增速最快的国家，2016-2017财年GDP增长率更是达到了8.2%，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成为了全球资本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从例如国内摩托车、汽车销售增长率、零售贷款增长率、航空客运量和铁路客运收入、水泥生产量、钢铁消耗增长率等传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来看，莫迪第一任期的实质表现都不如上一届辛格政府；“废钞令”和商品服务税法案（GST法案）的阵痛和影响还未远去， 2019-2020财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又跌至5%；2019年印度失业率更是创近40年来新高。其它民生类议题例如雾霾、河流的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医疗投入以及教育支出等方面更是表现平平。
诚然，经济表现和民生水平的提升也许存在滞后性，但显然印人党政府不希望这些话题成为选民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反而更希望传统的“印-穆”话题继续占据大众关注的视野。
长期意图表现在，CAA的推出似乎成为了新一阶段宗教政治的抓手。
2019年11月9日，在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同一天，印度最高法院宣判了印度历史上争议最久、宗教及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阿约提亚“巴布里清真寺-罗摩庙”的土地归属争端，尽管最终的判决仍无法使得多方满意，但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终究尘埃落定。阿约提亚争议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宗教冲突总算结束，一些学者和媒体甚至高兴地喊出，“是时候向前看了”。换句话说，印人党政府以及印度人民是时候更多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切实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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