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联邦卫生部门发放的防疫指南单张，包括建议步行上下班。更蹊跷的是，死者并非都是老弱病残之辈，反而多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免疫系统反应过于激烈了。据统计，15-34岁染病者死亡率最高，65岁以上的老人只占死亡人数的1%。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保险公司发现其介于25-45岁年龄段的工人客户死亡率为3.26%， 考虑到感染率为25-40%，可以推断出该年龄段感染后的死亡率竟然高达8-13%！
遗体处理问题是疫情期间碰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本地已有的停尸房设计能力才36人，但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停尸房的遗体堆积高达4层，五官流出的血液散发出恶臭，十分恐怖。由于殡仪从业人员严重不足，很多人在家庭死亡后，遗体在家没有人去处理，甚至在大街上也堆放了遗体，进一步增加了传染的风险。即使有人处理，也根本买不到棺材。首都华盛顿卫生部门还曾将运往匹兹堡的棺材强行征用。
教会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
教会组织马车，巡街叫喊收拾遗体。教堂的神父、牧师、神学院的学生都拿起了铁锹。此外，啤酒厂等一些工厂的冷冻仓库被改建成了太平间，城市总共新增了5处太平间。制造公交车的汽车厂开始生产棺材。公路局的挖掘机被命令用于挖掘坟墓（实际是万人坑），市政府的公务人员、监狱的犯人也都参与埋葬遗体。
大量志愿者在挖掘集体坟墓。罗森布拉特博士（Sidney Rosenblatt））在费城疫情期间，刚刚到犹太医院（现在改名为爱因斯坦医学中心）实习，他在日记中记到：在（10月）最后几周，我经历了人间地狱。我做的所有工作就是宣布并签发死亡证书……景象令人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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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美国1918年开始的大流感总共导致2200万美国人染病，在最严重的10月份，全美就有19.5万人染病身亡，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高达67.5万人，是一战美国牺牲人数的5倍以上，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德国人的炮弹和毒气，而是病毒。
事实上，费城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拜联邦政府的战争政策所致。1917年正式对德宣战后，美国政府就将战争宣传工作视为重中之重。宣战仅仅2个月，美国就通过了所谓的煽动法（Sedition Act），任何批评政府和战争的言行都属于重罪，可能导致20年监禁。
美国军方早在8月3日，就收到过情报，瑞士发生了类似黑死病的疫情，但基于战时的宣传向国内隐瞒了信息。
9月份，美国军队已经出现比较大面积的疫情感染，但联邦政府负责医疗的总医官布卢（Rupert Blue）却称：如果已经采取了合适的预防，那就没有理由拉响警报。上行下效，费城有关官员在疫情期间不断以谎言欺骗民众就不奇怪了，更重要的是，他可不想因为告诉民众真相而被人举报是影响战争士气。
不过，还是有一些地方的官员及时将真实情况通报给了民众，并适时采取了措施，使得感染率和致死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密西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就是其中的代表。1918年，圣路易斯有80万居民，是美国10大城市之一。卫生局长施塔克洛夫（ Max C。 Starkloff）一直紧密监视周围军营的疫情发展情况，并提前在媒体上发布防护措施，在出现病例后，又及时采取禁止聚集、关闭公共场所等果断措施，圣路易斯的疫情控制就取得了好得多的成绩，避免了无谓的牺牲。
圣路易斯单日最高死亡人数是60人，而费城是759人。圣路易斯累计感染死亡人数仅1703人（事实上，由于后期市民和企业不能持续忍受有关的疫情控制措施，提前解除控制措施使得疫情死灰复燃，导致了较大伤亡，这本也是可以避免的死亡），而费城超过20000人。按照每10万居民病亡人数进行比较，圣路易斯为358，全美为612，而费城则是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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