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诗还要不要担负起时代的义务。中国诗歌向来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和“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好传统，从《诗经》《楚辞》，汉乐府而至唐诗、宋词、元曲以至现代诗歌，都在发扬这个好传统。什么是新诗的时代的义务？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替国民鼓与呼。一个只想写风花雪月、吟风弄月，只想在自己的小圈圈里转的诗人，好像于时代、于祖国、于国民都没有多少益处。诗人要替国民说话，诗歌要反应国民的呼声。诗人要向社会昏暗面发出讨伐的檄文，诗歌要刺痛社会病体的要穴，让他打个激灵。诗歌不能单纯为政治服务，那是庸俗社会学在作怪；诗歌完整脱离政治，那也不对，因为那样诗歌就会走进“无人区”。有人就有政治，诗歌不能离开活生生的人，不能离开活生生的现实社会。
二、内容与情势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无内容无所谓情势，无情势无所谓内容。无内容，是躯壳；无情势，是幽灵。丰富的内容与美好的情势的浑然一体才是好诗。但是，诗歌界，似乎更器重情势。在这种标准的领导之下，花拳绣腿、十丈软红、花花公子、花花绿绿似乎更有市场。丰富的情感，深入的思想，新鲜的情势，奇妙的构思，悠美的语言，铿锵的节奏……无论什么时代，都应是好诗的标准。权威人士似乎更爱好残暴之作，对平庸之作往往视为异类。记得苏轼说过：平庸乃残暴之极也。
三、诗歌的王国本应是一个“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多姿多彩的世界，不应一花独放，一水独流，一山独立，一鸟独鸣……但依我看来，品种不是很多。目前是婉约派言情，朦胧派蒙面，空灵派云山雾罩。以愚之见，叙事诗、抒情诗、议论诗、寓言诗、讽刺诗、哲理诗、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都应占领一块园地。
四、新诗的语言是越来越远离了国民大众，不要说没有文化的人，就是有很高学历的人，对一般的新诗都望而生畏，因为读不懂。读许多古诗，花点时间，多数能读懂；读不少新诗，花不少时间和经历，前看后看，左看右看，看不明白。这不是学人的悲哀，是诗人的悲哀；因为你制作的“机器”，没人会驾驶。朦胧是作诗的一种技巧和情势，角度和程度把握得好，就像蒙着面纱的美女，让人百看不厌，浮想联翩。但是过于朦胧，就不像美女，而像蒙面大盗了。蒙面大盗尚且要露两只眼睛，因为他们要用眼睛作案啊。可是有的朦胧诗人，连眼睛都不露。以愚之见，新诗的语言过于直白当然不好，泔水一样；但是过于含蓄就会晦涩，不可卒读。捉迷藏，还要有一个范畴；猜迷语，总要有个特点吧。总之，诗人要擅长把自己的思情藏在诗中，还要把解密的钥匙交给读者。艾青早就说过，诗人写诗不是不让读者读懂，而是要让读者懂得更为深入。
五、我们的诗歌编辑是导师，他们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你的指挥棒往哪个方向指挥，诗人们就会朝哪个方向努力。编辑在导引着中国诗歌的方向。编辑应是美食家，鲁菜、豫菜川菜、粤菜……都是你爱好吃的。那样，我们诗歌的饭店才干生意红火，诗歌的饮食业才干全面发展起来。
诚实说，我不是诗人，也不全懂诗。只是做为一个诗歌爱好者，粗略地谈了自己很不成熟的几点想法。愿意就教于方家。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