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尽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衹。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斯又鬼神所并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衹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读后，感觉很有力量，是曾国藩心中感情的真切流露，也为天下斯文之辈说出了久蓄于胸的义愤。接着再将洪杨烧学官、毁孔子木主，污关帝岳王之像，坏佛寺道院城隍社坛等，以此激起全社会对太平军的仇恨。呐喊“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号召天下读书人一起来对付“太平天国”，保卫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文明成果，读书识字者，不能再袖手安坐，必起来进行卫道的战争。
最后，他宣布自己“奉天子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并号召各方人士支持他。对这些人或以宾师相待，或将奏请优叙，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将免死。如果谁“甘心从逆，抗拒天诛”，那么“大兵一压，玉石俱焚”。
《讨粤匪檄》不仅是曾国藩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理学经世派湘军集团意志的公开表术，它不仅是湘军集团誓师的檄文，更是理学经世派向文化异端“太平天国”的文化战争的武器。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特定社会文化基础，适应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初期的发展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檄文在指导湘军同太平天国文化论争中，作为理学经世派用以对付敌对阶级进行文化反击的精神武器，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发展的现状。檄文文化内涵的深刻实质在于理学经世派在其实学精神指引下，从维护传统到逸出传统，开展洋务自强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序幕，从而发展、维护了传统。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