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每年的药物成本为每人1443美元（约合10075元人民币），而在欧洲为每人749美元（约合5266元人民币）。美国人在医疗保健上花费更多的原因在于价格更高，而不是他们消耗更多。
美国医疗价格高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成本”庞大，包括医疗体系和服务的规划、管理成本，以及与管理相关的成本。这些行政成本在美国似乎很高，约占医疗总支出的8%。这比其他国家3%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
医院合并让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医疗支出太高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难题，美国的医疗保险改革也是近几届美国政府面临的“世纪难题”。2017年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医保再改革，核心目标是废除奥巴马方案，提出医保计划新蓝图。然而完整的特朗普医保方案至今未见成形，美国医保改革仍难取得进展，享受医疗服务人群的弱势地位没有改变。
收入开源受阻，支出节流无望，在并不自由的美国市场中，消费者成了被剥夺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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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游说力量太强大
知晓了美国市场自由度下降及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后，下一步就是要探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毕竟，在芝加哥学派的大力鼓吹下，美国是自由市场灯塔的刻板印象可谓深入人心。
理论上说，很多原因都可以造成市场自由度下降，比如技术进步带来的垄断、消费者偏好引起的变化等。
而美国这种情况，菲利蓬则认为是由政策选择引起的。更确切地说，游说和法规制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各个行业壁垒增高。
自由竞争的天敌是垄断，而监管则要防止垄断发生。遗憾的是，由于利益集团游说力量强大，使得反垄断监管在美国并没有发挥应尽的作用。美国市场缺乏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游说和竞选筹款的影响。
跟踪美国公司过去20年为游说监管者、参议员、国会议员和重要委员会成员还有为联邦和州选举提供资金的花费后，研究者发现这些游说扭曲了自由市场。企业游说和竞选资金导致进入市场壁垒高筑、反垄断执法力度减弱和中小企业增长乏力。
菲利蓬将游说活动的增加看做美国反垄断执法力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2010年7月12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封面故事为说客影响金融改革）游说这一行业位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交汇点。事实上，雇佣说客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并保证“向政府请愿以申冤”的权利。这也为大企业利益集团的游说打开了大门。菲利蓬援引竞选经费研究所网站“追随者”的统计，2016年美国仅20个州的游说总支出为14.3亿美元（约合100.5亿元人民币）。
各行业的游说力度也有很大差异。金融业是游说资金最大的总体贡献者，与贸易行业相比，金融业游说活动占总收入的比例要大得多。紧随其后的则是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
不过总的来说，游说活动变得越来越普遍，在1500家标准普尔大型企业中，参与游说公司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的大约33%增加到目前的大约42%。平均而言，美国各行业中位于头部的四大公司控制着各自行业15%的收入。但它们在竞选经费捐款中占35%，在游说开支中占45%。这意味着这些大公司在政治体制中发挥的作用比它们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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