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活动成功限制了竞争，可能会受到伤害的经济行为体群体分布广泛。从该行业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受到直接影响。此外，由于高价格降低了消费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他们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能力降低，大多数其他行业会受到间接影响。然而，这些成本是隐藏的、分散的，消费者可能永远不知情。据菲利蓬估计，由于企业的过度集中和监管机构缺位，每个美国家庭要因此每月多付高达300美元（约合2109元人民币）的账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消费者不知情的背后，制定监管政策的政客们却心知肚明，游说盛行正中美国政客的下怀。2018年4月，南卡罗来纳州前众议员米克·马尔瓦尼离开国会，到特朗普政府任职，目前担任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他曾向一群银行业高管讲述其在众议院任职期间的运作方式。他说：“我在国会的办公室有一个等级制度。如果你是一个从不给我们钱的说客，我就不会跟你说话。如果你是一个给我们钱的说客，我可能会跟你谈谈。”
谈的结果是监管方式发生了不利于自由市场的的转变。
美国在19世纪末发明了现代反垄断法，通过1890年的《舍曼法案》和1914年的《克莱顿法案》确立了现代反垄断法的标准。《克莱顿法》第7条和1976年的《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授权政府在合并完成之前对合并和收购进行审查。立法禁止可能大大削弱竞争或产生垄断的兼并和收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反垄断的经济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监管者将经济效率置于反垄断政策的中心，即使合并对竞争构成威胁，这些机构也有一定的酌处权决定效率是否超过竞争风险——而这正为行业集中开了绿灯，负责监管的公平贸易委员会在1996年后逐步减弱执法力度。
强大的游说供求关系，使得美国数以万亿计的公共政策支出、政府采购、预算项目等，不断受到特殊利益代表的彻查、鼓吹或反对。游说者可以通过减少税收或限制监管的方式获得巨大的回报，并一道改变了监管模式，扭曲了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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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市场比欧洲更具竞争力？Nonono。。。
在严肃的试验中，都要有对比项。而在对美国远离自由市场的判断中，大西洋彼岸的欧洲老家被菲利蓬当作了天生的对比项。
比较经济规模、人口数量以及发展程度类似的欧美会发现，之前提到的大企业利润上升、行业集中度上升和普通劳动者收入下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过去20年里这种情况在欧洲并没有发生。由于欧洲广泛使用与美国相似的技术，可以排除技术跃迁带来的差异。此外，欧洲也面临着与美国近似的贸易情况，所以外部影响也可以排除。
从上世纪初开始，人们似乎就一直相信美国市场比欧洲市场更具竞争力。但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2000年以前，美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欧盟企业。2000年后美国企业的利润率和行业集中度上升，而欧洲企业的利润率保持稳定或下降。美国市场的竞争持续减少，欧洲市场却没有。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元区又受到接踵而至的主权债务危机打击，虽然欧洲经济复苏的步伐不及美国，但从市场角度看欧洲却更加健康，也更加认真地执行公平竞争原则。
公平竞争执行力度的强弱带来了深远的经济影响。
从1999年到2017年，美国实际人均GDP增长了21%，欧盟增长了25%，就连一度陷入危机中的欧元区也增长了19%。
和美国相比，欧盟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趋势也不那么负面，收入增长得到更平均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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