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则最清楚自己的状况了,他曾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但何谓“毒气”和“鬼气”呢?这种“毒气”和“鬼气”从何而来呢?与周作人相比,鲁迅的性格的确过于刚烈,在实现个人信念的时候过于情绪化。所谓的“毒气”和“鬼气”,是隐藏在鲁迅内心深处的仇恨,爱之深则憎之烈。这仇恨又是从何而来呢?为什么鲁迅对大众的爱又偏偏以仇恨的形式表现出来呢?
振振有辞,煞有介事。为此,我查引文出处,细读原文,才知道远不是那么回事。引文源于1924年9月24日给李秉中的信。是年8、9、10三个月,鲁迅给李秉中写了四封信,何贤桂引用的是第二封信。对鲁迅的书信,编者没有注解,但通读之,大致可以了解其背景:李秉中是年轻人,鲁迅的同事(或同道),因为未能按时领到月薪,想请鲁迅到有关部门说说情,求得早日解决。鲁迅答应帮忙,而且从第四封信(10月20日)看出,鲁迅确实为此事奔波了一阵。在给李秉中的第二封信中,鲁迅表示乐于助人,但又担心自己“无力”“无效”,并由此而言及所谓为人处事和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鲁迅坦诚相告,承认自己身上有消极情绪和不健康的东西,怕对青年产生不良影响,故而惴惴。他说: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1)
联系上下文,可以知道这里的所谓“毒气”和“鬼气”,是指某些消极情绪和不健康因素,而不是什么“仇恨”,更不必捕风捉影追查这“仇恨”从哪里来。鲁迅严于解剖自己,担心自己身上消极的东西会对青年产生负面影响,这正是鲁迅的真爱赤诚,光明磊落,坦荡无私,怎么会“是隐藏在鲁迅内心深处的仇恨”、“更加以仇恨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呢?不错,鲁迅对自己小说里“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阿Q、闰土、祥林嫂等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这同何贤桂文中所说的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显然,何贤桂没有读过鲁迅的原文,引文是从他人的文章中转抄的,先入之见,断章取义,胡乱引申,否则是不会如此低能的。(何贤桂引了鲁迅一句话,就错了四处:是“他”,不是“它”;是憎“恶”,而不是憎“恨”;是“除”去,而不是“排”去;还有在“憎恶”前面应加一个“极”字。——这也证明何贤桂没有读原文。)
对“鲁迅是什么人”,何贤桂还有许多说道,他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充其量是个战士,原因在于鲁迅只能写杂文。为什么鲁迅只能写杂文呢?“多半是因为(鲁迅)内心缺乏信仰意识”。不仅鲁迅缺乏“信仰意识”,在何贤桂看来,我们整个民族都缺乏“信仰意识”。结论是:“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便有什么样的文化人。在中国,只能诞生一个勇敢的文化战士,而非文化的大思想家。”
我认为鲁迅是什么样的人,鲁迅是不是思想家,是不是只能写杂文,有没有信仰意识,这首先是一个实际问题,有鲁迅自己的作品来说话,无须把它复杂化。同样,中华民族有没有信仰意识,也必须由我们民族的历史来证明,而不是任何个人想当然。何贤桂说鲁迅没有“信仰意识”,五四时期鲁迅就把自己的文学称“遵命文学”,他尊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这不是“信仰意识”是什么?大革命失败后,由于血的教训,他一度奉信的进化论的“思路因此轰毁”,继而坚信“惟新兴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不是“信仰意识”是什么?鲁迅临终前病榻上在自己口述他人笔录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明确宣告:“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这不是“信仰意识”是什么?何贤桂说鲁迅不是思想家,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深刻揭露礼教的罪恶,他借“狂人”之口说:“这个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是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作品结尾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思想之深刻振聋发聩。鲁迅杂文《写在〈坟〉后面》、《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等,对历史对社会对现实的精辟分析,至今都令人感佩。怎么能说鲁迅不是思想家呢?不过这问题看似明白,真正讨论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会有意见分歧,甚至大相径庭。因为鲁迅是革命的,鲁迅的一生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鲁迅的业绩只有在中国革命中才显示其不朽价值。那些以“告别革命”自诩的人怎么愿意看到这一点?鲁迅是建设者,他不仅大破,而且大立,他为构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苦苦求索,奋斗一生。那些以解构颠覆为能事的所谓“后现代”又怎么能看到这一点? 相关阅读